盐城市城市文化建设
理论学术研讨会论文
地域文化符号以及城市人文精神
彰显盐城海盐文化的积淀
盐城市地方志编委会办公室
盐城市海盐文化研究会
于 海 根
内容提要经过两千多年的海盐文化浸润，底蕴丰厚的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存充分反映出了盐城的城市之魂、城市之根就是海盐文化。盐城海盐生产发展史折射出中国海盐文化的缩影，咸卤浸泡过的地域文化符号彰显了中国海盐文化的积淀，风格独特的盐城城市精神传承于中国海盐文化的精髓。
主 题 词 海盐文化 盐城 城市人文精神
盐城，是一座咸卤浸泡过的城市，到处都有海盐生产历史的文化积淀，盐城就是一座名符其实的“盐”城。打开共和国的版图，全国姓“盐”的省辖市只有一个盐城。如果说城市之魂在于
【作者简介】：于海根，男，1960年6月生，江苏无锡人。1986年毕业于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历史系。现为盐城市政府地方志办公室处长、盐城市政府《盐城市志》副总编，中国海盐文化研究所副所长，中国盐文化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学会理事，江苏省炎黄文化研究会理事、特约研究员，盐城市海盐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盐城市政协委员兼政协文史委员。主要从事地域文化与民俗、海盐文化历史、新四军历史研究以及地方史志、年鉴编撰及理论研究，先后在国内各种刊物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文化，那么海盐文化就是盐城的灵魂。那古老的范公堤和有“母亲河”之称的串场河以及散落在盐阜大地上的至今仍在使用的盐地名，就像时代的记录者，见证了盐城过去的绚烂和平淡，构筑了盐城独特的城市文化和人文精神，这就是海盐文化和盐城精神。
一、绵延数千年的海盐生产发展史折射出中国海盐文化的缩影
我国海盐生产历史悠久，传说远古时期“宿沙氏初作煮海为盐”（1），“尧曾命禹治水以盐作贡”（2）。宿沙氏是公元前二十六世纪的神农氏的诸候，开始煮海为盐。曾仰丰著《中国盐政史》称“世界盐业，莫先于中国，中国盐业，发源最古。在昔神农时代，夙沙初作，煮海为盐，世称‘盐宗’，此海盐之由也”（3）。江苏两淮盐区建有两处盐宗庙，一在扬州，系清同治十二年（1873）众盐商创建；一在泰州，系清同治元年（1862）两淮都转盐运使乔松年（进士，山西徐沟人）就明珠寺改建。两座盐宗庙均奉祀夙沙氏为盐宗（4）。据考古发现，距今5000多年前，盐城地区就有先民来此开发，初为淮夷地，春秋战国时期先后属吴、越、楚。《史地·货殖列传》称盐城沿海一带“东楚有海盐之饶”。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在今市区置盐渎县。“盐城，本汉盐渎县，洲长百六十里，在海中”（5）。从盐城东门、北门及南郊三洋墩等地发掘的古汉墓出土的大量文物可以推断，汉时的盐城盐业兴旺，已设置盐铁官署专司管理（6）。东晋义熙七年（公元411年），因境内已发展成人烟稠密、农业发达、渔业兴旺、盐铁手工业繁荣的小城镇，遂改盐渎县为盐城县。从此，“盐城”这个响亮的名字历经近1600年的盐卤浸润，见证了中国海盐生产发展的历史。
经历了 “贞观之治”后的唐代，国家物资丰富，社会秩序良好，盐业生产也有了很大发展。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第五琦变盐法。在淮南盐区的海陵、盐城置监院，以免除徭役为优惠条件，招募无业游民到两淮地区煮盐。唐宝应元年（762年），刘晏兼任盐铁使和两淮转盐运使，在全国产盐区设置四场十监，负责食盐的生产和收购。盐城境内当时设有淮南道海陵监和盐城监，海陵监署在东台场（后移至泰州），盐城监署在盐城。海陵监岁煮盐60万石，盐城监岁煮盐45万石，两监年产淮盐100余万石。“天下之利，盐利居半”，两淮盐利可抵百余州县的税赋。为何两淮盐产多于全国其他盐区，“盖以斥卤弥望，可以供煎煮，芦苇阜繁，可以备燔燎”（7）。淮南是当时全国最大的食盐产销中心，而盐城的海盐生产规模又逾淮南盐区盐产大半。
宋初，在东南盐区设提举盐事司管理盐业产销。两淮盐区设有利丰、海陵、盐城3个盐监和29个盐场，盐城境内就有11个盐场。宋代范公堤的修筑，“有束内水不致伤盐，隔外湖不致伤稼之功用”（8），盐业生产进一步发展，境内二监年产盐107万石以上，仍为淮南产盐之冠。南宋建炎二年（1128年）黄河夺淮经苏北境内入海，大量泥沙入海，海涂日扩，海岸线迅速东移，范公堤西亭场，卤水渐远，更有西隅湖淮溃决，淡水冲灌，场灶产量大减，煎灶纷纷东移，还有许多盐场废置。两监仅辖境内8个盐场。元时，两淮设置25个盐场，盐城境内盐场恢复至13个。元始祖时有“两税盐税甲天下”之说。盐城其时因盐业兴旺发达，被《元史·地理志》列为上等大县。
明初，饱受元末战乱及社会动荡的两淮盐区，劳动力匮乏，经济萧条。洪武年间，朝廷遣苏、松、嘉富庶之民数万，充实淮扬二郡，入藉烧盐（史称“洪武赶散”），一度使盐区恢复生机。两淮设盐运司，下设通州、泰州、淮安三盐运分司，盐城境内仍有13个盐场。清承明制，朝廷注重新增灶丁，恢复盐场设备，筑堤防潮等措施，盐业生产得到恢复。全国和两淮盐课岁入都在不断增长。清顺治元年（1644年），全国盐课岁入15.9万两，康熙六年（1667年）为275.5万两，雍正二年（1724年）为426.2万两，乾隆十八年（1753年）增加到701.5万两。两淮盐课收入为119.7万两，乾隆八年（1743年）增加到256.8万两。清中叶后，淮南盐区因海势东移，卤淡产薄，盐产规模骤降。清嘉庆七年（1802年），两淮28场盐产计200.11万引，折40.03万吨；到宣统三年（1911年），两淮21场产盐245.14万担，折12.26万吨。盐城境内11个盐场嘉庆七年（1802年）产盐量为118.9万引，折23.8万吨，占两淮盐总量的59.4%；到宣统三年（1911年），盐城境内10个盐场产量仅为146.8万担，折7.34万吨，占两淮盐产总量的59.9%。
民国初年，两淮盐区传统的制盐业逐步衰竭，而垦植业日益兴盛。以张謇为首的民族实业家在短短的几年中，掀起了废灶兴垦热潮。南起长江口的吕四场，北到灌河口的陈家港，先后成立了77家盐垦（垦植）公司，盐城境内就有63家之多，这些盐垦（垦植）公司通过收并垣产荡地，兴建垦务工程，雇公招佃，迁徙通、启、海棉农10余万人兴垦植棉，一度使垦植事业达到高潮。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限制了民族资本的发展，落后的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简陋的水利设施，无法抵御频繁的自然灾害，加之管理混乱和高利贷盘剥，到40年代末，境内的盐垦公司纷纷解体。然而废灶兴垦事业为新中国成立后淮南盐区的废灶转产以及农田水利建设提供了借鉴，打下了基础。境内台南、台北、盐东、阜东4个盐场传统的煎盐历史终止于50年代末期。
建国后，境内盐区历经了1958年和1978年两次建筑滩晒盐场办盐高潮。省属灌东、新滩、射阳盐场几次反复归省和下放管辖。1996年，省盐务局成立了江苏银宝盐业集团公司，专门管理三个省属盐场生产发展。2008年5月，经省政府批准，银宝盐业集团公司及下辖的三大省属盐场再度下放盐城市管辖。全省八大海盐场，盐城有三，且最大的省属灌东盐场就座落在盐城境内的响水陈家港。盐城还有全省最大的地方盐场响水三圩盐场和滨海、射阳、大丰地方盐场。至今的盐城仍然是我国重要的八大海盐生产基地之一。
几千年的海盐生产发展历史贯穿盐城历史全过程而从未中断，直接带动当地社会各方面的发展。无论是淮南的煎盐还是清代以来淮北的晒盐生产，盐城作为中国海盐业发展的历史缩影一点也不为过。遍及盐城各地的海盐历史文化遗存和继续发展的海盐业，已成为通过盐城了解中国海盐文化的基本内容。
二、咸卤浸泡过的地域文化符号彰显了中国海盐文化的积淀
盐城，因“盐”设城，历经两千余年的历史浸润，这里的一切无不打上“盐”的烙印，散发着浓郁的咸卤味。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这里的地域文化“符号”非常独特地彰显了中国海盐文化的深厚积淀。
（一）鲜活的“咸”地名
走进盐城，踏上通衢要道204国道，公路沿线东西两侧的乡镇村组、集镇街坊，到处都能嗅到“盐”的咸味。“烟火三百里，灶煎满天星”，昔日壮观的淮南煎盐场景虽然风光不再，但是被淮盐浸泡过的与“盐”相关的地名，却星罗棋布，俯拾皆是。至今盐城的地名当中仍保存有“场”、“团”、“灶”、“总”、“丿”、“仓”等与盐业生产管理相关的名称。带“场”的古地名今天已罕见。因为盐城境内的古盐场经历了沧海桑田的变迁之后，陆续都成为大大小小的集镇了，如盐城北郊的卫星镇新兴，民间仍称“新兴场”；盐城南郊的伍佑镇，东晋时即设、宋代一个叫伍佑的团练推官重建，因而称之，后衍为伍佑场。像串场河沿线的刘庄、白驹、草堰、东台、梁垛、安丰、富安等集镇，当年均是淮南中十场赫赫有名的盐场。“团”是淮南盐区生产组织，灶户“聚团共煎”的生产形式是明代灶户“团灶”组织的基础。中十场北侧的草堰场，从五十里河北段到斗龙港东岸，共设东、西、南、北4个团，拥有盐灶40座，如今东团、北团成了西团镇的两个村，境内还有18个村和48个自然村组的地名与“团”有关。“灶”是灶民煎盐的重要设施，明清时曾作为盐区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境内因“灶”称名的有头灶、三灶、四灶、六灶、沈灶、南沈灶6个乡镇，另外还有85个村及368个自然村组也是因“灶”得名。“总”是盐场灶民聚居的单位，明初大规模移民垦荒烧盐，为了对散居在海边的灶户实施管理，各场设“总”若干，以次为序。清嘉庆时，东台富安场就设有30个总。今天沿海地区乡镇仍保留一总、二总、三总的地名。境内还有7个村及37个自然村组也是以“总”命名的。“仓”即盐仓，宋代盐仓隶属于盐监，明清时各场均建官盐场于集镇之上，并有正仓与便仓之分。以枯枝牡丹名扬天下的亭湖区便仓镇，当年就是伍佑盐场的便仓所在地。东台三仓镇也是当年盐商设置盐仓于第三条沙河畔而得名，境内因“仓”设地名的还有11个村和18个自然村组。“丿”是明清后期及清代以后灶民煮盐的重要生产工具之一。因煎盐省草省时，操作方便，两淮地区普遍使用。因“丿”得名的有曹丿、潘丿、华丿，境内还有6个村及13个自然村组亦是以“丿”得名的。当年煎盐用的盘铁，点卤成盐用的皂角等均在地名中找到踪迹。如滨海有铁盘洋、天盘，响水有皂角树、皂角等自然村组的地名。民国时期沿海各场掀起废灶兴垦高潮。这个时期垦区新设的地名就有盐垦公司的印痕。大丰市的地名就是源于1917年张謇创办的草堰场大丰盐垦股份有限公司的名称。裕华镇地名源于1922年陈仪创办的裕华垦植公司之名。新丰、阜丰、德丰、成丰、广丰等地名均源于大丰盐垦公司各工区的名称。通商镇是从1919年张謇创办的通燧垦植和1930年赵汉生创办的商记垦团两个盐垦公司各集一字而得名。以上这些“咸”地名，作为地域文化中最为鲜活的“胎记”和“活化石”，如今已深深镌刻在盐阜大地的版图中，成了一道别致而有趣的文化符号。
（二）独特的盐民俗
两千多年来，盐城的先民们在这块贫瘠而多难的土地上，为了生产世人称颂的“五味之祖，食肴之将”之海盐而世代劳作，留下了一系列独具特色的沿海生产生活习俗，为多姿多彩的苏北民间民俗文化频添一道迷人的风景线。
明清时期，境内两淮盐区的盐（灶）民和盐官（商）们的信仰习俗有明显区别。盐官是封建时期各朝代官方为管理盐政而设的官吏。据史载，苏北境内最早的盐官要数汉时的盐渎盐铁官署官员。有史记载的盐官当为东汉第一任盐渎县丞孙坚。北宋年间，晏殊、吕夷简、范仲淹三位宰相都曾先后做过东台西溪盐仓监官，后人称为“西溪三杰”。盐官和盐商都尊崇管仲为盐业祖师。管仲，又叫管敬仲，为春秋初期的政治家。由鲍叔牙荐于齐桓公，委以重任后，以统筹盐铁利润助齐桓公成就霸业。每到春节，盐官（商）们家里都是挂管仲画像，侍奉香火，期望管大爷保佑在新的一年里风调雨顺，盐利大增。
但是，世居海边历代以烧盐为生的盐民却不信仰管仲，他们信的只是龙王爷。因为管仲不能带给他们直接利益，而龙王爷却可以保佑他们多收盐、多得利。据传，六月初六是龙王爷的生日，这一天晒的盐又叫“龙盐”。每年正月十五日，盐民家家要烧“龙王纸”，祈求龙王爷在新的一年中多行好事，确保产盐好收成。
盐民常年生活在海滨，与渔民和农民在生产生活习俗上又有不同的区别。盐民制成的卤水怕雨水冲淡，晒好的盐怕雨水冲化，所以每天清晨和渔民一样有观天的习惯。以早上为天气情况为依据，对全天的气候作出判断，决定盐卤灌格子。
在对待晴、雨、风、旱、涝等自然气候的态度上，盐民与农民和渔民亦有不同的理解和喜恶。农民希望一年到头风调雨顺，最害怕暴雨连天和久旱不雨；渔民出海打渔，最害怕狂风巨浪和暴雨潮涨；盐民却最盼望久旱不雨，烈日炎炎且刮风的长晴天。淮南盐场烧盐主要靠晴天晒灰，场上盐花多才淋出好卤，所以太阳成为盐民的生产主宰。每年夏秋之际，沿海灶民有敬神做会、烧香拜太阳神的习惯。
清初，境内安丰盐场盐民诗人吴嘉纪长期生活在盐区，对盐民终日熬波的苦难生活了如指掌。他曾有一组反映盐民熬盐疾苦的《绝句》诗，描述盐民为了生计盼望烈日熬盐的心态，非常生动。诗曰：
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
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
小舍煎盐火焰举，卤水沸腾烟莽莽。
斯人身体亦犹人，何异鸡鹭釜中煮。
今年春夏雨不息，沙柔泥淡绝卤汁。
坐思烈火与烈日，求受此苦不可得。
字字句句，如泣如诉，苦难的盐民在熬盐间隙走出灶房，站在炎酷的赤日下，仅是为了偷闲乘凉，在灶房煎盐，灶民如同鸡鸭在火中煎烤，遇到夏雨绵绵、泥淡卤绝无法生产时，却又盼望烈火和烈日，反而“求受此苦不可得”，足见炎烈的日光对于盐民来讲多么重要。
盐民还喜欢常刮风。晒盐的卤池里盘的都是卤水，除了有日光自然蒸发水分，再刮些凉风，有利于加快蒸发，风刮得越大，对盘卤、晒盐就越有好处。渔民在海上捕鱼，希望有点小风，便于鼓起风帆行船，但最怕大风，风大浪大，行船危险。农民对风的态度不太明显，因为有风无风不大影响生产和生活。但反对大风和台风，这会刮倒庄稼和房屋，危及生命和财产安全。有时候，农民、渔民、盐民之间的亲戚在一起“坐桌子”吃喜酒，席间因为对待风和雨截然不同的态度也会各执一词，誓不相让，甚至吵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盐阜民间的城乡农民一直有“送灶”（又叫“祭灶”）的习俗。每年腊月二十三送灶为“小灶”，二十四日则为“大灶”。而盐民就没有“送灶”的习俗。盐民靠烧灶煎盐为生，一日熄灶不煎盐，就一日吃不上饭，又叫“熄火穷”。因此，盐民就是过大年也绝不送灶。他们认为，哪家送了灶就等于丢了饭碗。
沿海一带渔民出海捕渔有许多禁忌。其中较为显著的是有关岐视妇女的封建习俗。如女人不能跟船下海，否则会遇上风浪，捕渔有翻船危险。平时女人就不能站在船头，怕阴气太重，出海捕不到鱼等。但盐民就不一样，在熬盐过程中，晒灰、挑灰、淋卤，劳动强度大，不仅男人要干活，女人也得得帮着干。有时男人生病，女人还得领头干活。熬盐以一家一户为生产单元，也有几户人家合一盐盘，团煎共煮，轮流煎盐。因此，盐民在生产过程中不像渔民那样有歧视妇女的禁忌和习俗。
境内盐民们还有给盐过生日的习俗，相传每年正月初六为“盐婆婆”生日。盐民对盐生日十分重视，这一天盐民要处处图吉利，祈望盐婆婆高兴。早晨，由家主带着灶丁们到产盐的亭场或灶房边烧纸磕头，祈求盐婆婆的显灵开恩，年内多产盐，盐色白。祈告完毕，各人都要象征性地干些活，表示新年开工了。这一天如果是晴天，盐民们格外高兴，这能预示全年收成会好。
盐阜民间，“五里不同音，十里不同俗”。沿海盐民的生产生活习俗不同于渔民和农民，这些十分有趣的民俗又成为沿海一带挥之不散、抹之不去的城市记忆和文化符号，作为海盐文化的积淀，对沿海人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三）民间文艺
淮剧既是江苏省主要的地方戏剧种，也是中国戏曲园地的一枝秀丽花朵。盐城是全国著名的淮剧之乡，作为淮剧艺术的主要发源地，盐城拥有全国12个淮剧演出团体中的一半，淮剧事业也是盐城市文化事业的主要组成部分。淮剧的主要唱腔就是大悲调。这种大悲调的生活源泉，就是来自海边盐区盐民的生活。
盐民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从事繁重的煎盐生产劳动，而且还要饱受盐吏、把头垣商以及灶长等的欺压和剥削，整日在旷野的池滩亭场劳动，心中的苦难无法释放，于是习惯随口唱和，自诉悲情。到了明清后期，随着徽州盐商来到海边盐场坐场收盐，运往扬州集散，他们带来了徽州文化的影响。徽戏对盐城一带戏剧的影响很大，艺人们在原来民间小调、童子戏、门叹词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盐淮小戏。民国后期以及建国后，在吸收徽班进京后的京剧养分，演变发展成今天著名的地方戏剧淮剧。因此说，淮剧的最早艺术源泉也是有苦咸的盐卤成分的。
王艮是明初著名的哲学派别泰州学派的创始人，更是世居安丰盐场灶民出身的儒者。他早年生产在海边盐场，耳染目濡灶民生活的艰辛。王艮创立的泰州学派是明代平民儒学的主要代表，思想和学风都有鲜明的平民色彩。元末明初文学大家施耐庵，早年曾追随盐民起义成立大周政权的白驹场人张士诚到苏州做官。后为避战乱辞官返乡，隐居白驹，以张士诚起义为背景写成千古不朽的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传》。被誉为清初诗坛三大家的著名盐民诗人吴嘉纪也是境内安丰盐场人，他专写反映盐政腐朽和盐民苦难的诗词，呼盐民的哀号，集百姓的心声，时有“东陶诗太苦，总有断肠声”（9）之说，他的《陋轩诗集》曾于清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被清廷列为禁书。清代名著《桃花扇》作者孔尚任、列扬州八怪之首的郑板桥、虎门销烟的名臣林则徐、近代著名思想家魏源等均在盐城境内留下许多反映盐场、盐民以及盐政等方面的诗、词文章。另外，还有许多民间诗人创作了大量的像《灶民叹五更》、《烧盐歌》、《灶户前世不曾修》等脍炙人口的诗词和文学作品。
（四）民间歇后语和谜语
民间歇后语和谜语也是地方文化中的组成部分。盐城沿海一带许多民间歇后语，形象生动，富有生活哲理，同时更带有明显的咸味。例如：
卤缸里掺水——捣蛋（倒淡）
盐包掉河里——白送
盐禀上冒气——咸（闲）气
盐滩上走路——一步一个脚印
咸肉汤下面——不用盐（言）
酱缸里抓把盐——不坏事
咸菜焖豆腐——有言（盐）在先（鲜）
王妈妈喝盐卤——脉定心定（死了）
沿海民间还流传了与海盐相关的谜语，例如：
生来好与水作伴，几经曲折到人间。
莫嫌来至泥沙中，洁身自爱白雪般。
（谜底是海盐）
远看一片白，近看白一片。
象霜不是霜，受潮把形藏。
（谜底是海盐）
白白一片是雪花，放在水中不见它。
生活天天少不了，单独入口叫哇哇。
（谜底是食盐）
家住大海，走上岸来。
太阳一晒，浑身变白。
（谜底是滩晒盐）（10）
以上这些朗朗上口、幽默谐趣的民间歇后语和谜语充满了海边的生活味道，充分展示了中国海盐文化的渗透和传承的魅力。
三、风格独特的盐城城市精神传承于中国海盐文化的精髓
江泽民同志曾经说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支柱，就等于没有灵魂，就会失去凝聚力和生命力。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仅可以促进物质技术力量的发展，而且可以使一定的物质技术力量发挥出更好更大的作用”（11）。伟大的事业需要并将产生崇高的精神，崇高的精神支撑和推动着伟大的事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精神，一座城市同样需要精神。一座城市的精神和品格就是这座城市的全部魅力。如果说日新月异的市容市貌比作为一个城市的“筋”和“骨”，将以精神文明程度和市民素质为内涵的城市精神比作为一个城市的“气”和“神”。只有“形”、“神”俱佳的城市，才会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富有竞争力。
目前，一些国际大都市都有自己的城市精神，如美国纽约、英国伦敦、日本东京等。这些城市让自己的城市精神去教化人、熏陶人，让居民的品格和气质与自己的城市去同化、去融合。江苏的许多城市也都有自己的城市精神，苏州市的城市精神是：崇文、融和、创新、致远；无锡市的城市精神是：尚德、务实、和谐、奋进；宿迁市的城市精神是：生态为归宿，创业求变迁。
2003年初，在盐城全市向“富民强市、跨越发展，努力在苏北率先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迈进的初始阶段，盐城市委提出了“艰苦奋斗，创新创业，团结拼搏，进位争先”的盐城精神。这十六字的盐城精神内涵丰富，既包含着盐城人所具备的传统美德，又赋予其与时俱进的时代特色。
笔者从事海盐文化研究多年，我认为盐城精神这高度概括的四句话，与海盐文化是有传承关系的。盐城精神精髓的东西均是传承于海盐文化的内核。
盐城经过两千多年的海盐文化浸润，底蕴丰厚的物质的非物质的文化遗存充分反映出了盐城的城市之魂、城市之根就是海盐文化。
海盐文化从本土文化角度说，有其封闭性和保守性的一面，这是与特殊的海盐生产环境相联系的。历史上盐阜一带因黄河变迁北移山东，海潮顶托，海啸频繁，淮河流域水旱灾害不断，加之兵荒马乱，盐业、农业生产发展受到严重制约，商品经济意识也受到严重阻滞。频繁的自然灾害和战乱纷争，致使这里的灶民百姓常常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大潮退后，盐民们再度回到盐滩上，重建家园，恢复生产，如此周而复始，使苏北特别是沿海地区形成了缺乏鲜明个性特征的断裂状态的浅层文化模式。这种以海盐生产和农耕渔业的生产方式下产生的本土文化，具有一定的封闭性和保守性。盐城历史上尽管经历了多次移民迁徙，但未能构成具有先导性和集优性特征的移民文化。因为移民文化的产生，依赖于移民社会。盐阜一带构成复杂的移民大多是被动性移民，即为形势和环境所迫。早期的海边盐民是当着人犯充军发配的，具有惩罚性；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零星移民是因避北方战祸，具有盲目性；明初“洪武赶散”江南移民规模较大，但也较分散，不具集中性；民国初期废灶兴垦，通、启、海棉农大量移民，处于弱势的“海门蛮子”文化很快被本土文化同化。盐城这里未形成移民文化，也说明了海盐文化本土封闭和保守的重要原因，这是海盐文化中消极的一面。
当然我们更应该看到海盐文化主流的积极的一面。海盐文化给今天的盐城传承了极为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其中的精髓内核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体现：
（一）艰苦奋斗、负重奋进的创业精神
早期在海边煮盐的先民社会地位非常低下。灶丁均入“灶藉”，世袭因之。宋代社会地位低下的“三藉”分别为“军、匠、灶”，而“灶藉”又是最低等的。灶民生产生活所处的环境极其恶劣，终日在旷野下劳作，一遇潮灾，无处藏身，生命安全没有保障。长期独特的生产方式和恶劣的生存环境，锤炼了先民们不畏艰险、艰苦奋斗的坚强意志，盐民们只有负重奋进，埋头苦干，才能战胜面对的所有困难。
（二）刚勇坚毅、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
地跨两淮的境内盐区饱受飓风海潮侵袭，盐民同时还受盐吏和灶头的欺诈，苦不堪言。面对灾害，盐民们不畏风险，锲而不舍，整理冲散的家园，重新创业，面对无情的盐吏和官商灶头，盐民们炼就了刚勇坚毅、百折不挠、敢于冒风险，敢于抗争的斗争精神。元末盐民张士诚的抗元大旗威震江浙大地，近代新四军铁蹄东进盐阜平原迅速发展壮大，无不与这里的人民不屈不挠，刚勇果敢、斗争意识坚定相关联。
（三）团结协作、共同拼搏的团队精神
唐宋时期，官府衙门为了控制税源，严防私煮，在制作煮盐工具时，故意将盘铁铸成大而重、且分成数角的式样，盐民得令开煎，需将各家数角盘铁聚集合成。盘铁厚大，每举火一次，通常需连续十余天，数灶轮流操作，这就是“团煎共煮”。在煎盐过程中，盐民们非常注重团结配合、协作支持的团队精神。
（四）勇于创业、敢为争先的进取精神
盐城在长达两千多年的中国海盐生产历史进程中，在两淮甚至在全国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煮海之利，重于东南，两淮为最”。汉代，盐城有盐亭123所，环城皆盐场。唐时，境内海陵、盐城二监每岁煮盐百余万石，列全国产盐地之首。元中叶，两淮盐场产盐380万石，居全国之首，境内13场产盐290万石，占淮盐总产的76%。“两淮盐税甲天下”，境内盐场对全国的贡献可想而知。正是由于盐城历代盐民“勇于创大业、敢为天下先”的不懈努力，才使得古代盐城的产盐规模、产量、盐税交纳等方面成为两淮甚至全国领军的突出地位。
境内历代盐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不畏艰辛，艰苦奋斗；百折不挠，创新创业；团煎配合，团结拼搏；积极进取，敢为人先。这些优秀的传统美德，没有因东海的潮起潮落而消蚀，岁月的蹉跎而退隐，而是经过历史的沉淀，成为底蕴丰厚的海盐文化中熠熠生辉的精华，更是传承给今天盐城810万人民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今天，盐城人民倡导的“艰苦奋斗，创新创业，团结拼搏，进位争先”的盐城精神，其实就是历代盐民优秀品质的精髓在新时期的再现。
注释
（1）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
（2）清光绪年重修《两淮盐法志》；
（3）民国曾仰丰著《中国盐政志》；
（4）《江苏盐业史》第10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8月
（5）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
（6）罗庆康著《汉代专卖制度研究》第71页，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6月；
（7）《宋史·食货志》；
（8）《词海》（缩印本）第574页，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
（9）于海根《吴嘉纪与清代禁书＜陋轩诗集＞》，载《黄海学坛》1994年第一期第44页；
（10）于海根《盐城沿海一道独特的淮盐民俗风景线》，载《今日盐城》1997年第五期第38页；
（11）《江泽民文选》（二）第394页，人民出版社2006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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